埃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 1930—2024）是当代爱尔兰文坛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之一，也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作家。她一生被贴上很多标签：天主教徒、贤妻良母、社交名媛、女性作家，但她却一直拒绝标签，坚持做一个离经叛道者。从处女作引发巨大争议，到七部作品在爱尔兰接连被禁，再到如今英语文学界的泰斗地位，奥布莱恩高调地谱写了自己的传奇人生，也以其对女性情感生活和性别体验的持续艺术关注成为全球女性作家的先驱榜样。
埃德娜·奥布莱恩。
撰文 | 陈丽（北京外国语大学）
狂野的爱尔兰“乡下女孩”
奥布莱恩本名约瑟芬·埃德娜·奥布莱恩（Josephine Edna O’Brien），1930年底出生于爱尔兰西部克莱尔郡的一个天主教农民家庭。她是第一位来自天主教农村背景的爱尔兰女作家，也是第一位将此类背景的女性作为持续关注对象的作家。在她之前的爱尔兰女作家均来自英国殖民背景的新教富裕阶层，描画的也多是爱尔兰地主和文化精英阶层的生活。天主教农业人口是爱尔兰的主流人口。在爱尔兰文化民族主义的田园乌托邦梦想中，天主教女性形象多是抽象化、符号化的：她们吃苦受累却虔诚忍耐，纯洁神圣的圣母玛利亚和任劳任怨的爱尔兰母亲既是她们的行为榜样也是她们的代表性形象。正是因为奥布莱恩的这一出身，她后来大胆出格的小说才会格外刺激爱尔兰民族主义主流话语，被认为是内部人的背叛，是对爱尔兰女性品德的侮辱。奥布莱恩按照当时的惯例接受天主教会学校的教育，毕业后在1950年左右前往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一家药店打工。据她本人回忆，她偶然买到的一本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散文选集改变了她的人生。乔伊斯从此成为她最重要的文学影响。和乔伊斯一样，奥布莱恩也有一位破产的父亲、一位虔诚信教的母亲，和一颗同样追求自由的心。乔伊斯对天主教信仰和民族主义政治的反叛、他的自传体小说的选材和写作手法，以及他的语言实践，都深深影响着奥布莱恩。她最为典型的叙事手法——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自由间接文体——显然可以在乔伊斯这里找到源头。奥布莱恩后来在晚年又回到她的最初灵感来源，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广获好评的研究性传记《詹姆斯·乔伊斯》。
如果说乔伊斯早在20世纪初就通过斯蒂芬·迪达勒斯这一“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勾勒了天主教男性青年艺术家的成长过程，那么天主教女性青年艺术家的生活体验和成长环境则需要再等半个世纪，到奥布莱恩笔下方得以呈现。1960年出版的《乡下女孩》如今已经成为爱尔兰女性成长小说的经典作品。据作家本人回忆，小说的写作时间极短，主要在三周内一气呵成。第一人称叙述者凯瑟琳（“凯特”）是家中独女，母亲去世后被送往布里奇特（“芭芭”）家中暂时寄养。两人随即进入同一所教会学校。十来岁的凯特有不少男性追求，包括一个她称之为“绅士先生”的已婚中年男子。为了离开学校，芭芭设计让她们两个同时被学校开除。之后两人前往都柏林打工，关系逐渐疏远，芭芭与某个年长男人约会，凯特则日益与“绅士先生”亲密起来……在随后出版的“乡下女孩”三部曲的另两部作品《孤独女孩》（再版时改为《绿眼睛的女孩》）和《幸福婚姻中的女孩》中，奥布莱恩进一步讲述了这两个女孩出走到英国后的经历，以及她们陆续步入表面光鲜的婚姻之后的精神状态。
《乡下女孩》宣告了一个独特的女性声音登上爱尔兰文坛，奥布莱恩敢于开创先河，对女性情欲的文本探讨直白而大胆。但这在当时性别保守的爱尔兰却引发了轩然大波。奥布莱恩家乡的神父公开声讨该书并在祭坛上将之当众烧毁，她的父母也因此蒙羞乡里。该书的被烧被禁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说明在当时极度保守、高度宗教化的社会里发出女性的声音是多么困难。虽然如今的评论多把这一戏剧化的公众接受看作是奥布莱恩的另类光荣，但实际上，它对奥布莱恩写作生涯的影响绝对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小说及作家本人的确因此享有了很高的曝光率和知名度，奥布莱恩从此成为一个广受瞩目的新秀作家。但另一方面，奥布莱恩随后的写作都被第一本小说的阴影覆盖。她的作品常被简单定义为“自传体”作品，里面的女性角色被错误地等同于作家本人，她的成功和声望则被轻易地归结于作品争议引发的舆论炒作。结果就是，奥布莱恩在随后的五十多年里持续写作，她本人也持续地享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但她的作品在21世纪之前却鲜少吸引严肃的学术评论，专著仅有1974年出版的薄薄一本。所幸当代评论家已经及时纠正这一偏颇。1996年《加拿大爱尔兰研究期刊》最早推出奥布莱恩研究专辑，随后多本重量级的研究专著陆续出版。这些研究已经有力地证明奥布莱恩的作品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传性的爱情故事，而是对爱尔兰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下的性别建构和女性体验的深刻剖析。
《乔伊斯》
作者：（爱尔兰）埃德娜·奥布莱恩
译者：李阳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
被放逐的“爱尔兰的科莱特”
和她的文学偶像乔伊斯一样，奥布莱恩与她的祖国爱尔兰保持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关系。也和乔伊斯一样，她选择了自我放逐或者说不得不这么做。1954年，24岁的奥布莱恩不顾家人反对，与比她年长很多且离过一次婚的欧内斯特·盖博勒（Ernest Gébler）私奔到伦敦，结婚之后才回爱尔兰。1959年他们再次离开，从此长住英国，即使后来两人离婚，奥布莱恩也没有再回爱尔兰。正如当代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评论的，“她事实上是被赶出爱尔兰的，但她没有抱怨或者复仇，而是开始工作”。她致力于用勇气和才华持续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或者文学风格，将（爱尔兰）女性的生活经验和情欲爱恋以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人生经历和写作成就的相似性，她常被与法国国宝级作家西多妮·加布里埃尔·科莱特（Sidonie-Gabrielle Colette, 1873—1954）相提并论，被誉为“爱尔兰的科莱特”。
《出走》
作者：（爱尔兰）埃德娜·奥布莱恩
译者：李林波
版本：后浪|九州出版社2025年7月
奥布莱恩去世之后，英国广播公司发布的讣告称“她应被铭记为改变了爱尔兰小说本质的女人”。的确如此，在奥布莱恩之前，女性的身体是文本的禁忌。不论是圣母玛丽亚还是爱尔兰母亲，她们都是去身体化的抽象再现，是爱尔兰爱国主义精神的符号化寄托物。同样地，普通女性也是没有身体、没有情欲的贤妻良母，是虔诚而谦卑的天主教徒。奥布莱恩打破了这个禁忌，直白而热烈地展示了女性的情欲、对爱的渴求和情感受创后的孤独与痛苦。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塞吉维克（Eve Sedgewick）等女性主义情感理论家致力于恢复身体和躯干在文化理论中的地位，以纠正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理论的过度抽象化。而奥布莱恩的文学尝试要远早于她们。
而且奥布莱恩在保持对爱尔兰女性的不断关注的同时，也在持续拓展自己的国际化视野。在三部曲之后，她又出版了《八月是邪恶的月份》（1965）与《和平的伤员》（1966），均致力于探讨曾经沧海的女性如何应对情感创伤。在新小说中，奥布莱恩与她的人物大幅拉开距离，虽然主角仍是爱尔兰人，但场景均设在英国，对于英国的社会问题和性别不平等同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随即，《异教徒之地》（1970）和《夜》（1972）出版，突破了以往作品的框架，风格上更趋实验性质。奥布莱恩对于女性情感的描写不仅适用于爱尔兰的天主教与父权合谋的特殊文化语境，也同样适用于二战后英国保守的性别关系图景，因而在更广泛的语境下具有普适意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奥布莱恩又回转爱尔兰题材，出版了四部以现代爱尔兰为背景的小说：《遗世而独立的房子》（1994）、《河边》（1996）、《狂野的十二月》（1999）和《森林里》（2002），再次引发颇大争议。《遗世而独立的房子》描写一个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将一位老妇人羁押当作人质的故事，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对共和军恐怖分子的最具同情心的描写。奥布莱恩摒弃了政治和宗派等外部纷争，仅仅将绑架事件用作一个合理的框架，将两个不同背景的人搁置在一起，展示他们共同的人性之孤独。《河边》和《森林里》分别依据爱尔兰颇为轰动的社会新闻创作而成，前者以女孩玛丽被强暴怀孕为切入点探讨爱尔兰禁止堕胎的法律和狭隘的民众观念与女孩的现实难题之间的持续冲突；后者以一起连环谋杀案为原型，从凶手的角度切入，不把他看作邪恶的化身，而是一面扭曲的镜子，折射出爱尔兰小镇成长环境对性格的影响。《狂野的十二月》则从爱尔兰西部偏僻小村落与外来文化冲突的角度描述了布伦南兄妹的悲剧人生。
奥布莱恩笔耕不辍，进入21世纪之后还有《暮光》（2006）、《小红椅》（2015）和取材于尼日利亚女中学生被绑架事件的《女孩》（2019）等小说问世。此外，奥布莱恩还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共结集出版8本短篇集，包括《爱的对象》（1968）、《名誉败坏的女人及其他故事》（1974）和《圣徒和罪人》（2011）等。除了小说之外，她还发表了大量剧本、随笔、传记、儿童文学和诗歌等。她的个人回忆录《我无惧声名狼藉：埃德娜·奥布莱恩回忆录》（2012）、给诗人拜伦所著传记《恋爱的拜伦》（2009）以及前面提过的乔伊斯研究传记均十分畅销。
奥布莱恩的小说作品表达了她对于女性在当代社会的生存状况的失望，以及对于压抑女性本能的保守文化的猛烈抨击。爱的痛苦是奥布莱恩经常的主题，她的女主人公常常在男女关系中寻求成就感和出路，寄希望于爱情来拯救她们的孤独和情感创伤，却常常在这种关系里更添情伤。女性角色常常既不能完全与自己和解，也不能完全融入周围的生活。女性的身体被用作一个场域，将传统上被认为是禁忌、边缘和琐碎的东西投射到关注的中心，展演女性的性意识、性欲望和情感需求，并要求读者从更为人性、更加宽容的角度来理解她们的情感生活。
尽管奥布莱恩经常强调自己写的是爱尔兰女性经验，但不可否认的是，她后期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超脱地域限制，表现女性的普遍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奥布莱恩是二战后在世界各国普遍开始发声的女作家群体中的一员。这些新生代女作家大多成长于二战期间，战后又经历了性别保守主义的回归，普遍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反抗性别歧视和性别不平等，在自发的实践中成长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另一方面，奥布莱恩的爱尔兰身份又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和乔伊斯一样，奥布莱恩虽然长期侨居，却从未忘记爱尔兰故乡，她的侨居是自我流放和被迫流放两相结合的后果。但和乔伊斯不同的是，乔伊斯从未因为侨居而被质疑爱尔兰性，奥布莱恩却时常受到质疑甚至抨击，认为她离开爱尔兰太久了，不能写好爱尔兰题材的作品。此外，她的个人生活——作为高颜值的单身母亲、交往名流的知名作家——常常被扭曲或者商业化炒作，时常会遮蔽严肃评论对她作品的关注。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对于女性作家身份的感悟同样适用于奥布莱恩。阿特伍德曾讥诮地批评媒体的性别倾向，认为一旦涉及女性作家，媒体“关注的不是作者的实际成就，而是她们的生活，并将其加以扭曲和浪漫化，于是她们的作品就被置于这种扭曲的视线下加以阐释”。奥布莱恩的回忆录原版中收录了大量的作家个人生活照片，这种营销方式在男性作家是少见的，而且媒体评论该书时的确如阿特伍德精辟总结的，常常颇为关注作家的照片，却对她作品的文学价值不置一评。在这个意义上，奥布莱恩是一位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不仅在于她代表性地以文本表达了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感受，还在于对她的评论和接受很明显地例证了女性作家如何在努力发声之后仍难以被严肃对待，其文学艺术性倾向于被轻视或者被琐碎化。
《我无惧声名狼藉》
作者：（爱尔兰）埃德娜·奥布莱恩
译者：李思璟
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8月
所幸，持续的女性主义运动和女作家的集体崛起已经有力地扭转了这一现象。对于奥布莱恩及其文学成就的肯定虽然姗姗来迟却并没有缺席。爱尔兰总统迈克尔·希金斯（Michael Higgins）称赞她是“一位无畏的真相揭露者，一位出色的作家，她有道德勇气直面爱尔兰社会长期被忽视和压制的现实”。 2015年，奥布莱恩被授予爱尔兰艺术家协会的最高头衔“智者”（Saoi）；2018年，她获封大英帝国荣誉勋爵；2021年，她获得法国政府授予文艺界的最高荣誉：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作为爱尔兰当代女性作家的先驱，和最早将天主教农业女性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置于文本中心加以阐释的当代作家，奥布莱恩的贡献是巨大的。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严肃评论来关注她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陈丽；编辑：宫子；校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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